首钢管志诚前脚被枪决,继任者紧接遭重刑,首钢采取了哪些对策?
1991年7月18日,北京,首钢总经理助理管志诚因受贿、贪污公款数百万元,被依法判处死刑。押赴刑场途中,他流泪说:“我辉煌一时,可耻一生。”这句话,后来被许多首钢职工视为一声沉重警告。 管志诚案之所以引发震动,不只是因为涉案金额巨大,更在于他掌握着计划、审批、供销和财务等关键权力。企业规模越大,岗位权力越集中,制度上的缝隙就越容易被个人利用。 管志诚被捕后,首钢重新安排相关职务。1991年8月,首钢领导班子和干部向全公司八万多名职工提出“吸取教训,为官清廉,积极奋起,再创发展”的要求。9月,杨立宇、赵东祥分别出任总经理助理和副总经理,接手了部分重要经营权力。 当时,围绕两人的议论不少,有人猜测他们背景特殊,也有人认为他们善于协调关系。真正让问题暴露的,却是一笔铁矿石进口业务。 1991年底,首钢需要从国外进口六万吨铁矿石。杨、赵二人与深圳一家具有进出口业务的公司接洽,约定由对方负责进口,首钢则按每吨1680元的自销优惠价,返还相应钢材。正式协议之外,双方还约定,每吨钢材另付十元,作为所谓“辛苦费”。 市场变化很快。1992年初,钢材销售转弱,深圳公司难以消化货物,于是请求首钢协助销售。杨、赵随即把价格降至每吨1648元,并由首钢承担差额。随后,他们又找到保定一家长期经营钢材的公司,委托对方销售五万吨钢材,私下约定每吨支付二十元“信息费”。 有意思的是,几个月后,市场形势突然转强。1992年春,随着南方考察和市场政策变化,钢材价格迅速上升,保定公司将五万吨钢材以每吨3000元左右售出,获利超过6760万元。结算时,对方仍按约定价格与首钢结账,并向杨、赵支付了九十万元。 这场交易表面上完成得十分顺利,实质却把企业经营权变成了少数人谋利的工具。杨、赵从两家公司取得一百五十多万元,又利用审批钢材指标的便利,收受其他单位钱款。进口、调拨、销售、结算,环节很多,却缺少有效的交叉审核。 案发并非始于审计报告,而是一场酒宴。杨立宇在席间炫耀说:“我的工资每月不过一千元,怎么会有几十万元财产?”席间的话传开后,有人向有关部门举报。1992年底,杨立宇、赵东祥被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依法逮捕。 经过调查,两人承认了主要犯罪事实,并退出部分赃款。1994年1月,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:杨立宇犯受贿罪,判处死刑,缓期两年执行;赵东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。2月7日,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,维持原判。主动交代和退赃,成为两人没有立即丧命的重要因素。 同一时期,首钢下属第二线材厂的调度员应海明,也因岗位漏洞走上犯罪道路。这个职务看似普通,却涉及发料、加工、验收和回购。1991年至1994年间,他利用管理便利,侵吞、贪污公款一百五十多万元。案发后,他拒不认罪,也没有悔过表现,最终被判处死刑。 连续案件说明,问题并非只出在个人品行。首钢虽设有纪检监察机构,但在高度集中的管理格局下,监督部门难以真正制约关键岗位。权力集中、流程不透明、财务和业务相互脱节,给了违规操作可乘之机。 1996年11月8日,首都钢铁集团公司正式挂牌成立。企业由过去单一法人、高度集中管理的模式,转向集团化管理。与此同时,首钢开始强化党内监督、财务监督、人事监督、民主监督、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,把进口、销售、资金和干部任用列为重点环节,原有的管理方式也由此发生改变。 特别